我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不唱卡拉OK、不跳DISCO、不和陌生人聊天。省下来的时间，我读双学位、考资格证、坐图书馆、看原声电影。在师长眼里，我天资聪慧，克勤克己，假以时日，必定有所建树。但我只是为别人而活。要让养育我的父母为我的任性放纵而担忧，又于心何忍。所以只得更用功，更上进，比从前做得更好。

　　自然，当我在翘楚云集的双选会上，当仁不让地获得走进城市之心二十二层临河那间办公室的机会，心里也没有一丝丝雀跃。

　　我曾经满心期望在风住雨歇的一刹那，有一个人在我面前站定，双手握紧我的肩膀，许我将来，救我于水火。但是老天并不厚爱我。他轻易打发我别人追逐的一切，却不肯成全我心底最卑微的愿望。

　　我不再发问。即便我无时无刻都想知道，究竟什么叫懂得，什么叫心领神会；什么叫信赖，什么叫值得托付；什么叫长情，什么叫一生一世。

　　之后整整六年，我在一段无望的暧昧中颠仆沉浮。就在那间十四平米的办公室，我困住自己，如同一棵垂死的水草，攀结纠缠，错综复杂，却不愿意浮出水面，呼吸一口新鲜空气。

　　孙总是当年在最后一轮面试结束后一锤定音的那个人。他也用他毕生所学，用心栽培我。我很早就知道，孙总的爱子，只晚我数年毕业于我曾经就读的大学。但是不可抑制地，我对他的知遇之恩，景仰，还有钦佩，滋长成不可言说的尴尬。

　　公司股本结构发生重大变动的那一次会议，我列席旁听。当新任大股东宣布任命名单时，我如五雷轰顶。会议结束后很久，我都没有站起身来。一根一根掰开握笔握得发酸的手指，掌纹里噙满细密的汗珠。初冬的凉风穿堂而过，从手心一直寒到心里。

　　我送给孙总一件叫做“喜相随”的琉璃。底座上小楷字工整地刻着，“即便现在要分开，我仍然庆幸，当初遇见你。喜相随，相随喜。”

　　我还有什么好说。孙总明知我有非分之想，也不动声色地顾全我的脸面及名声。两千多个日日夜夜，他如履薄冰。单单是这份机心，也算仁至义尽。

　　雁渡寒潭。雁渡寒潭不留影。

　　从深圳出差回来，飞机降落地面时，已经入夜。我乘出租车回到公司。小陈在电梯口接过我的行李箱，神色不大自然。她送我到办公室门口，我刚伸手拿钥匙，她便说，“杨助，办公室里有人。”我狐疑地看她一眼，她立刻低头走开了。我心头一紧，一把推开大门。一室清亮的灯光热辣辣拍到脸上，震得我的耳膜嗡嗡作响。我惊恐地呆在原地。

　　完全陌生的办公室。墙上的牧童吹笛图，落地窗边的雕花古董钟，盆景架上的琴叶榕，茶几上的红木杯盏，壁柜里丝绒面的原版书，甚至是写字台上那瓶英雄牌蓝黑墨水，统统都不见了。地上七凌八落地堆着大小不一的纸箱。我不敢往里走半步。

　　屋里有个人在叫我的名字。那声音空洞而遥远，听不真切。我掉头就走。电梯门打开那一刻，我腿一软，斜斜地栽到地上。醒过来的时候，我发现自己脱掉了高跟鞋，躺在办公室的长沙发上。空调大力地吹着暖风，房间里充满了刺鼻的香烟的味道。一名男子背对我在整理东西。我躺着没动。

　　小陈敲门进来，手里端着一个玻璃杯。她看我醒了，立刻激动地说，“杨助，你好些了吗？刚才幸好徐总追着你下楼才……”“行了，你忙你的去吧。”那个男人打断小陈，接过她手里的杯子，蹲下来对我说，“把这杯水喝了，我叫小陈加了些绵白糖。”“你是谁？”我哑着嗓子问。“我叫徐戎，已经接手孙总的工作。”我明白了。这个名字，我在大半个月前分明已经听到过。我也清楚，即便不是这个人，也会是另外一个人。“谢谢。我躺躺就行了。”我看一眼他递到我面前的玻璃杯，疲倦地闭上了眼睛。

　　我名义上是徐戎的助理，但实际上我们分管不同的工程项目，公司又实行的是第一责任制，所以交叉的时间非常少。他常常在办公室会客，其中不乏打扮妖异的年轻女子，眉飞色舞，趾高气扬。我嫌恶之余，自觉避到影印间。接上手提电脑，便可以专心工作。共事了半年，我们交谈的时间从未超过十分钟。

         直到我临时抽调去协助徐戎主持一个新项目的可研论证会。主题会议顺利结束后，临时加开常务会议。土地价格成了争执的焦点。面对咄咄逼人的地市级领导，徐戎针锋相对。一位书记明确表态应满足有关人士的个人需求，否则不予考虑政策许可的优惠价格。徐戎怒不可遏，毫不留情地痛斥官僚腐败。人头攒动的会场顿时鸦雀无声。没有人开得了口为这样的斩钉截铁打圆场。徐戎拂袖而去。我只得宣布暂时休会。

　　在停车场我截住徐戎。不待他开口，我便直接坐上副驾。“徐总，您这样针尖对着麦芒，今后我们很难开展工作。”我看着他说，“这毕竟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而且，以您的身份，在这样的场合说这些话，也不太合适。”他拧着眉毛点点头，带上我直接去了高新区管委会。

　　很快公司拿到土地批文，上面清清楚楚写着七万五一亩的土地价格，我大吃一惊。这样便宜，几乎等于半送。我拿了文件去找徐戎，他轻描淡写地说，“咦，这么快就批下来了？”

　　公司当然认为这是我们搭档的成果，于是这个项目就成了我们合作的开始。

　　我睡眠不是很好，但在飞机上，我总能睡得很熟。从前同别的同事出差，他们总是不忍心叫醒我，任由我睡到飞机落地。

　　那天我第一次同徐戎上了飞机。落座后我连头带脸裹上毛毯，就侧身睡去。机舱里清浅地漂浮着张信哲高亢的声音，“每个人，都有一段悲伤，想隐藏，却欲盖弥彰……”我渐渐失去意识。

　　不知道过了多久，隐约听见徐戎叫我，我没有动。又听见他替我向空乘要了鸡肉饭和橙汁。他一再叫我，我还是没有动。突然他提高嗓门，“杨颀，我知道你醒了，快起来吃饭！”他恶狠狠地说，“这么小，身体就这么差，还不吃饭！我要是你爸现在就揍你！”我呼地拉开毛毯瞪着他。看着他盛怒的脸，我突然想起很多事。

　　二十岁那年因为飞机失事我失去了阿骏。后来每一次坐飞机我都下意识地希望就这样睡过去永远不要醒来，或许就能够找到通往阿骏的那个出口。

　　但在这一刻在这一个男人面前，我彻底崩溃。我想起了父母。我想起到航空公司替阿骏办手续那天妈妈求我好好活下去的样子，让我连哭都不敢背过脸去哭。我想起爸爸拿着我的优秀学生奖学金证书时老泪纵横的样子，让我清楚我的存在和努力都有什么意义。

　　徐戎拉过毛毯，蒙到我的头上，我直哭得声嘶力竭。

　　我吃完了鸡肉饭，喝光了橙汁。徐戎又替我要了一大杯番茄汁，我也喝光了。只是我万万没想到徐戎会生那么大的气，一直到下了飞机，他都不肯同我讲话，更对我哭肿的眼睛熟视无睹。

　　审批手续一样一样办下来，筹建的合资厂渐渐显出完整的轮廓。

　　同日方签署合资合同和公司章程的当天，双方高层举行盛大的庆祝晚宴。那晚徐戎率先发起攻势，以最残酷的点球决胜的方式，豪迈地把五名日方代表全部撂倒。看着他自信而满足地频频举杯，我很替他高兴。没有亲身经历当中的迂回曲折，一定体会不到徐戎的辛酸。一次又一次，他顶住内外压力，力排众议，艰难而强硬地一寸寸推进。同时，还要给我们沉着的笑脸。我明白他有多难。

           晚宴结束后，徐戎让司机驾车送日方代表回酒店；而我自告奋勇送徐戎回家。

　　九点三刻的少城路，我的捷达车沿着河在红灯与红灯之间停停走走；岷江音乐台正在播的是一张很老的专辑，陈慧娴柔媚疏放的嗓音湿润地浸透空气里每一个细缝；徐戎坐在后座，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我们一句话也没有说。

          到了瑜园的路口，我停下车，回过头对他说，“徐总，到了。”他如梦初醒，扭头看看窗外，客气地说，“谢谢你，杨助。”我在后视镜里看着他利落地下了车。

　　我知道他单身，所以每次送他，都到路口为止。

　　我埋下头，把脸压在方向盘上。过了很久，我直起身来，发动车子。这时我发现驾驶室外一动不动地站着一个人。我按下玻璃窗，他立刻俯下身，严严实实地遮住街上五光十色的霓虹灯，在安静的三寸见方的角落里低声说，“杨颀，这么冷的天，不要穿裙子了。脖子和小腿要注意保暖。”我呆呆地看着这张如此贴近的脸，从脚趾到手指到心尖，一点一点暖和起来。

　　我不是不愿意松一松紧绷的神经。偶尔约个过得去的男人吃个饭，跳支舞，也未尝不可。只是对于爱情，我的确不再存有什么幻想。

　　但是我坚持把徐戎当成同事的决心在我见到唐姿的那一刻开始动摇。

　　我急匆匆推开办公室的大门，斜靠在沙发上的一个女人抬起头来，眼神微微震荡，仿佛受了小小的惊吓。我看到一张沉静温婉的古典美女的面孔。她随即平复过来，友好地冲我点点头，浓浓的睫毛一扫，伸手把细长的香烟摁熄，缓缓站起身来。她看也不看徐戎一眼，但在这个拖沓的怪异的时刻，我分明感觉到她根本就是在等徐戎，等他哪怕开口说一个字。但是徐戎看着电脑，完全无动于衷。她略一停顿，终于毫不犹豫地推门出去。橄榄灰的长裙在门口摇曳流转，仿佛拖出一道湿漉漉的水印。

　　我傻楞在原地，竟然想不起来我从国资办赶回公司是要取什么文件。

　　徐戎烦躁地来回踱步，大口大口地抽烟。

　　在烟雾沉沉的办公室里，我有些恍惚。如果我仅仅把徐戎当成同事，那么对于他的私生活，我理应照单全收。那为什么我会觉得心慌。

　　新工厂开工典礼那天，公司邀请了省市两地的政商要人和业内专家同行。总经理工作部的同事筹备了整整三十天，会场布置得隆重热烈，火树银花。从高速路出口到工地现场一路挂满了醒目的LOGO.我坐在贵宾席上，看着不远处土坑里刻着红字的奠基石，感慨万千。我对这一百亩地的布局早已烂熟于心，终于这一切即将变成现实。

　　突然电话响起来。妈妈在电话那端迟疑地说，“颀颀，你爸爸这几天情况不太好，你有空回来看看他。”我心一惊，立刻说，“妈妈，我这就回来。”妈妈紧接着说，“别让爸爸知道我给你打过电话。”“好。”我挂断电话，跌跌撞撞往出口赶，眼泪流了一脸也不觉得。我刚发动车子，徐戎就拦下我，“熄火！”他气喘吁吁地冲我喊。我的手颤抖着不听使唤。“出了什么事？”他大声问。我张开嘴，用力说，“脑溢血。”“谁？”“爸爸。”他拉开驾驶室的门，对我说，“坐过去！你这个样子不能开车。我送你！”我爬到副驾，全身抖得厉害。徐戎探过身子替我系上安全带。一百四十公里的高速路，他只开了五十分钟，进了城，他也不管红绿灯，一路直奔到医院。

          我隔着玻璃门看见爸爸躺在重症监护室的病床上，身上插满了各种管子。我握紧妈妈的手说，“没事的，爸爸会好的。”

　　爸爸终于度过了危险期。我在第一时间打电话给徐戎，兴奋地说不出话。徐戎反倒了解地说，“爸爸脱离危险了吧？一起吃晚饭吧？不介意的话我带个朋友好吧？”我连连说好。

　　徐戎的车渐渐驰近，玻璃窗缓缓落下。坐在副驾的女子对我微笑着点点头。雪白的面孔，眉心一颗青色的痣。唐姿。我的心一下子缩紧了，牢牢地冻成了石头。

　　从40台单晶炉开始安装，我和徐戎就与基建工程部的同事一道搬进了工地现场刚刚建成的倒班宿舍。每天夜里，我都醒着，一直等到十二点一刻，门缝下浅浅的一泓暖黄忽地一暗一明，然后隔壁轻微的钥匙声响起，我才合上眼睛，安心地入睡。

　　我们的工地一天开十六个小时，我每天下午四点和徐戎换班。那天联动试验始终不成功，我便留了下来。工程师们反复调试，不知不觉已经是深夜。徐戎看看表，对大家说，“收工了。早点休息，明天继续。”徐戎又回过头来对我说，“杨助，我有点事找你，出去说。”

　　我急急忙忙赶出去。徐戎深深地吸一口烟，从衣袋里摸出一样东西。

　　一张大红烫金的请帖。

　　我吃惊地看着徐戎，不自觉往后退了半步。他不发一言，再一次把请帖递到我的面前。我虚弱地摇摇头。

　　他叹口气，把请帖翻开来，拿到我的面前说，“舒可和程琅琅下个月十六号结婚，请我们参加。你看，这里写着我们的名字。”我一把抓过请帖，仔细地看了又看。

　　我望着徐戎，眼泪簌簌地往下掉。“我以为……”我哽咽地再也说不出话。他扔掉烟头，一把把我揽进怀里。那一刻翻江倒海，电闪雷鸣。我闭上眼，感觉到塌实的依靠。

　　工厂成功投产那天，我和徐戎请了半天假，回城拍了一张两寸的双人照，领了结婚证，在红杏楼订了三十桌酒席。